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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错换人生案”一审开庭:激辩姚策患病因果关系父母当庭泪下

发布时间:2020-09-14 15:20 点击数: 【字体:

  9月11日上午9时许,“错换人生28年案”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开庭。

  在这间约100平方米的法庭里,患癌小伙姚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面色憔悴,情绪一度失控并当场落泪。被告席上只有两名代理律师,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(下称“淮河医院”)的医生、领导等未出庭应诉。

  这场纠纷始于2月17日,江西九江的姚策被确诊为肝癌。正当母亲蒋艳丽准备为儿子捐肝治病时,却发现姚策不是她和丈夫亲生的。在前往当年生产的淮河医院(原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)调查后,蒋艳丽夫妇发现,医院错抱了同病房杜新枝夫妇的孩子。

  在杜新枝、蒋艳丽两家人看来,姚策从小患有乙肝并发展为肝癌,与出生时被抱错、未能及时注射乙肝疫苗有关,淮河医院应该对此负责。

  今年7月,姚策和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将淮河医院告上法庭,要求医院承担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医疗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等共计91.6万余元,并赔偿三人的精神损失费、寻亲费、郭希宽误工费等共计180余万元。

  9月11日上午,姚策生母杜新枝(右)与代理律师周兆成在鼓楼区法院门前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
  下午2时许庭审结束,淮河医院的律师未对媒体发表任何意见便匆匆离开。随后,姚策等人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表示,庭审时,对于28年前孩子是怎么错抱的、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等关键事实,淮河医院仍未查清。

  周兆成说,目前两起案件的庭审已基本结束,接下来鼓楼区法院还要对一些证据进行认定;至于何时宣判、以何种方式宣判,现在尚不明确。

  起诉状显示,其中一起案件的原告为姚策,他认为自己出生后即在淮河医院被“错抱”,脱离了亲生父母的监护,因而没得到严格的乙肝加强治疗,导致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。他因此请求淮河医院赔偿由此造成的治疗费及相应损失,共计916947.81元。

  另一起案件的原告为姚策及其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。他们认为因在淮河医院“错抱”孩子,三人“遭受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创伤”,因此请求淮河医院支付每人6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,并支付寻亲费1193.5元、郭希宽误工费11946元。

  此外,三名原告还在开庭前追加了诉讼请求,希望淮河医院支付郭希宽、杜新枝抚养非亲生子的抚育费28万元并公开道歉。杜新枝说,28万元是按照姚策每成长一年一万元的标准提出的,目的是要让医院记住这28年的过错。“到现在,医院都没向我们正式道歉。姚策稀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,在医院就错抱了。现在他又生了病,不能让他再稀里糊涂地走。”

  但开庭时,周兆成未向合议庭表达上述诉讼请求。他的解释是,担心临时增加诉讼请求,会拖慢诉讼进展。

  “后一起案件原定由两个家庭的6个当事人(即杜新枝夫妇、姚策、蒋艳丽夫妇、郭威)共同提起,但是去法院起诉前,姚策养母蒋艳丽因为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,情绪崩溃,呼吸困难,晕了过去。所以(蒋艳丽夫妇及郭威)暂时退出了这次诉讼。”周兆成说,未来,蒋艳丽夫妇及其亲生子郭威可能另行起诉。

  据周兆成介绍,今年7月23日,两起案件的原告向开封市鼓楼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,与此同时多次向淮河医院释放和解信号,“但医院的回应并不积极”。

  9月9日,鼓楼区法院召开了两起案件的庭前会议,原告再次表示愿意庭前调解。周兆成说,被告代理律师表示要征求医院领导意见,“昨天(9月9日)晚上从法院离开到现在,(还)没收到被告的回应。”

  从庭前会议起,姚策诉淮河医院案的原被告双方就对两个问题有所争议:一是28年前姚策在淮河医院出生时,医院的诊治方案等是否存在过错;二是姚策罹患乙肝并最终发展为肝癌,与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。

  对于第一个问题,周兆成从一份开封市卫健委向鼓楼区法院出具的文件中发现,早在1988年,开封市已对乙肝免疫做出严格要求,从1992年开始,各县县城新生儿接种率要达到85%,建卡率要达到100%。“从这个意义上讲,淮河医院根本没有理由不对新生儿进行乙肝防护。”

  对此,被告淮河医院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相关证据,并表示淮河医院为河南省管医院,开封市的文件对其不具有约束力;而且当年的政策是逐步推进的,姚策出生时要求的推广率并非100%。

  至于姚策患病与淮河医院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,被告当庭否认。淮河医院代理律师说,杜新枝产前患有严重的乙肝,姚策在母亲子宫内就感染了乙肝病毒,而且1992年时乙肝阻断技术并不成熟,即使姚策出生时注射了乙肝疫苗也无济于事。所以姚策出生后是否被错抱、是否接种了乙肝疫苗并不影响其日后罹患乙肝的结果。

  对此,原告提交了杜新枝长女未患乙肝的证明、杜新枝怀姚策时的B超检验单。前者试图证明乙肝患者的子女未必同样患有乙肝,后者试图证明姚策出生前十分健康。

  尽管姚策的养父母退出了本次诉讼,但11日上午的庭审中,二人仍以证人身份出庭。姚策养母蒋艳丽身穿黑衣、戴着口罩,当庭表示自己在淮河医院生产时,院方未告知新生儿需注射乙肝疫苗;大约两年后,姚策被确诊为乙肝。

  9月11日上午,姚策养母蒋艳丽从江西赶到了庭审现场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
  此外,原告还请杜新枝的弟弟、在驻马店防疫站工作的杜某出庭作证。杜某表示,虽然1992年时乙肝免疫尚未联合使用免疫球蛋白,但针对母婴垂直传播,单独注射乙肝疫苗的阻断率在87.8%,并不像淮河医院所说的没有效果。

  在姚策患病的因果关系问题上,法官在庭审中表示,被告淮河医院曾向合议庭申请鉴定。但案件牵涉的医疗专业问题众多,合议庭将在休庭后对双方作出回应。

  对此,周兆成表示,原告已向法院建议驳回相关鉴定申请。原因在于淮河医院管理混乱,杜新枝当年在医院生产、住院时的不少病历材料和重要数据缺失,这最终可能导致鉴定难以进行。此外,姚策病情严重,难以等待漫长的鉴定程序,所以希望淮河医院尽快给予赔偿。

 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早在姚策等人起诉前的7月12日,杜新枝、蒋艳丽两家曾共同致信开封市卫健委及河南大学联合调查组,要求尽快公布错抱事件的调查结果。周兆成说,调查组成立后曾对媒体表示“调查不会没有结果”,但截至目前,两家人尚未收到调查结论。

  9月11日上午,开封市卫健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调查组已将收集到的所有材料移交鼓楼区法院,“案子已经由法院受理了,我们不可能重复受理。”

  在姚策、郭希宽、杜新枝诉淮河医院精神损害赔偿案中,郭希宽、杜新枝及两名代理律师坐上了原告席,姚策本人因在上海接受治疗,未到庭。被告席上仅有两名律师,淮河医院的医生、领导等未出庭。

  原告认为,对于当年在淮河医院生产的杜新枝,医院负有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,应确保产妇所生之子女处于产妇及亲属的监护之下。但淮河医院医护人员存在重大过失,使杜新枝之子姚策脱离监护,并导致杜新枝一家三口骨肉分离。为此,淮河医院应承担责任,进行精神损害赔偿。

  对此,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承认错抱事实确实是在院内发生,但未明确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。

  在精神损害应赔偿数额的问题上,原告律师提出,错抱一事不仅给原告的亲权、监护权、亲属权造成损害,还造成姚策最终罹患肝癌,使得他们刚一相认就可能面临再次分离的痛苦,“精神损害程度超出了我们了解到的所有案例”。因此,赔偿每人60万元“远远不够抚平(给原告)带来的精神损害”。

  2020年4月30日,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内,姚策与生母杜新枝第一次见面。新京报记者 雷燕超 摄

 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原告律师提到杜新枝夫妇未来可能老无所养时,原告席上的杜新枝小声啜泣起来。而在法庭辩论环节,郭希宽突然举手示意称“我有话说”,之后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,哭着要求被告查明当年错抱孩子的真相,“给个说法,为什么会抱错?给我们公开道歉!”

  上午10时30分左右,法官宣布精神损害赔偿案休庭,但并未宣判。休庭前,原告律师再次向被告律师提出调解意向。但被告律师表示淮河医院未对此事授权,“要回去核实一下。”

  5个多小时的庭审中,两起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姚策并未出现。姚策的妻子熊菲说,庭审前两天的9月9日,姚策刚在上海进行了一台手术。

  今年2月,28岁的姚策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伴有门静脉癌栓。确诊后,他先在南昌接受了靶向加免疫的保守药物治疗,后转院到上海,接受更为积极的放射性治疗。折腾了半年多,身高1.75米的姚策从150斤瘦到了120斤,衣服都大了。“虽然我很想到现场参加庭审,但身体实在不允许。”姚策说。

  8月中旬再次到上海放疗后,医生发现姚策的门静脉癌栓有所控制,但肝上的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和骨头。此外,医生发现姚策体内的一些病灶活性很强,并为此安排了9月9日的介入手术。熊菲说,介入手术就是把药打到血管里,“把有癌细胞的血管堵住,饿死或杀死癌细胞。”手术结束后,姚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,疼出了一身汗。

  姚策在上海治疗期间,独生子留在了九江,由岳父母照顾,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承担起了照顾姚策的重任。老两口从河南驻马店坐高铁赶到上海,和儿子儿媳在医院附近的老旧居民楼里租了一套单元房,一室一厅,不到40平方米,月租金5500元。

  因为肝癌,姚策不能吃海鲜和鸡肉,杜新枝就经常给他买鸭肉以及补气的山药、芋头等。上海菜价高,杜新枝就和老伴趁着晚间菜场打折时出门采购。

  杜新枝还把驻马店家中的豆浆机和电饼铛带到了上海。豆浆机不仅可以打豆浆,还能榨果汁,可以换着样地为姚策补充营养。电饼铛可以做烧饼、煎包,以免姚策总吃米饭。 “天天忙得都把我自己的病给忘了。”杜新枝说。

  与姚策一样,57岁的杜新枝也患有肝癌。今年3月,她在河南郑州的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中期并切除了一部分肝,直到现在,还要定期到医院复查。

  在儿子儿媳面前,她看起来总是轻松开朗,照常洗衣做饭,可到了晚上,她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“天天想的都是怎么孩子不是自己的?怎么亲生孩子又有病?他以后怎么办?”

  在临近晚年时,杜新枝突然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:既怕失去亲生儿子,又怕失去相处28年的养子的感情,“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  为了分享对疾病的认知和自己的治疗进展,从5月初开始,在上海接受治疗的姚策在网络平台上开了直播。“我想给面对各种生活压力的朋友们打打气,其实生命的烦扰并不像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么多。”姚策说。

  但6场直播后,他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开播。此后,他会不定期发布短视频,与网友交流互动。

  5月中旬时,一名同样罹患肝癌的20岁女孩与姚策取得联系。姚策说,对方因为治疗,掉了一些头发。姚策看了心疼,便安慰女孩,“也算彼此相互鼓励”。

  也有不少人给姚策发来鼓励信,其中一封题为《一位最想祝愿的陌生人》,是一名高中女孩所写。女孩称,了解到姚策被错抱28年,并身患肝癌的经理后,内心五味杂陈。“我犹豫了好久才决定加他微信,希望可以给他带来帮助。”

  女孩说,最让她难忘的,是姚策发布的一段关于家庭的视频。视频中,姚策和妻子领着孩子,戴着自己送的旺仔口罩。“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我的礼物,也给我带来了力量。”

  与彻夜难免的杜新枝一样,姚策也经常失眠,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,也因为要反复思考两家人今后怎么办。“我会坐在床上,从看着窗外的月亮到看着窗外太阳升起。”

  对于与亲生父母的相处,姚策说,那是一个从陌生到融洽的过程,迟到28年的亲情渐渐升温。在上海治疗期间,郭希宽、杜新枝夫妇一直陪在他的身边,“爸妈在医院照顾我,帮我削水果,帮我倒水,都是没齿难忘的。”

  治疗之余,一家人还去了抗战纪念馆、野生动物园等地游玩。因为身体状况特殊,姚策不能剧烈运动,即便步行,每天也不能超过8000步。但到抗战纪念馆的那次,他一天走了一万多步,“晚上全身疼”。

  2020年5月2日,郭希宽曾在庐山为姚策挂上平安锁。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

  而对于养育自己28年的蒋艳丽,姚策说那也是他的爸妈。不管以后是两个家庭合并,还是自己到河南、河南的兄弟到江西,他都会一直照顾养父养母,也感谢养父养母对自己的不离不弃。“无论如何,无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,28年的养育之情不可替代。”

  姚策的另一重担心是钱。他说现在服用的靶向药每盒16800元,一盒能吃10天;免疫药物注射液每21天打一次,一次19800元;加上辅助药物、检查、抽血、治疗等费用,截至目前,已花费约70万元。“这里面有两家人多年的积蓄,有我自己卖掉的一辆车,还有部分爱心人士的捐款。”

  熊菲说,姚策现在接受的治疗都是在为肝移植做准备。她之前听专家说过,如果姚策的身体符合做肝移植手术的条件了,从做手术到出院还要大约120万。

  “我们不知道官司要打多久,所以一直希望能与医院和解。姚策看病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,所以哪怕精神损失费不要,只要(淮河医院)包给我孩子看病就行。”杜新枝说。

  熊菲和姚策也没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办。“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,如果将来能做(肝移植)手术,只能卖房子了。”

  9月11日上午9时许,“错换人生28年案”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开庭。

  在这间约100平方米的法庭里,患癌小伙姚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面色憔悴,情绪一度失控并当场落泪。被告席上只有两名代理律师,被告河南大学淮河医院(下称“淮河医院”)的医生、领导等未出庭应诉。

  这场纠纷始于2月17日,江西九江的姚策被确诊为肝癌。正当母亲蒋艳丽准备为儿子捐肝治病时,却发现姚策不是她和丈夫亲生的。在前往当年生产的淮河医院(原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)调查后,蒋艳丽夫妇发现,医院错抱了同病房杜新枝夫妇的孩子。

  在杜新枝、蒋艳丽两家人看来,姚策从小患有乙肝并发展为肝癌,与出生时被抱错、未能及时注射乙肝疫苗有关,淮河医院应该对此负责。

  今年7月,姚策和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将淮河医院告上法庭,要求医院承担姚策因肝癌支出的所有医疗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等共计91.6万余元,并赔偿三人的精神损失费、寻亲费、郭希宽误工费等共计180余万元。

  9月11日上午,姚策生母杜新枝(右)与代理律师周兆成在鼓楼区法院门前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
  下午2时许庭审结束,淮河医院的律师未对媒体发表任何意见便匆匆离开。随后,姚策等人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表示,庭审时,对于28年前孩子是怎么错抱的、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什么等关键事实,淮河医院仍未查清。

  周兆成说,目前两起案件的庭审已基本结束,接下来鼓楼区法院还要对一些证据进行认定;至于何时宣判、以何种方式宣判,现在尚不明确。

  起诉状显示,其中一起案件的原告为姚策,他认为自己出生后即在淮河医院被“错抱”,脱离了亲生父母的监护,因而没得到严格的乙肝加强治疗,导致28岁就罹患肝癌晚期。他因此请求淮河医院赔偿由此造成的治疗费及相应损失,共计916947.81元。

  另一起案件的原告为姚策及其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。他们认为因在淮河医院“错抱”孩子,三人“遭受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创伤”,因此请求淮河医院支付每人6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,并支付寻亲费1193.5元、郭希宽误工费11946元。

  此外,三名原告还在开庭前追加了诉讼请求,希望淮河医院支付郭希宽、杜新枝抚养非亲生子的抚育费28万元并公开道歉。杜新枝说,28万元是按照姚策每成长一年一万元的标准提出的,目的是要让医院记住这28年的过错。“到现在,医院都没向我们正式道歉。姚策稀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,在医院就错抱了。现在他又生了病,不能让他再稀里糊涂地走。”

  但开庭时,周兆成未向合议庭表达上述诉讼请求。他的解释是,担心临时增加诉讼请求,会拖慢诉讼进展。

  “后一起案件原定由两个家庭的6个当事人(即杜新枝夫妇、姚策、蒋艳丽夫妇、郭威)共同提起,但是去法院起诉前,姚策养母蒋艳丽因为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,情绪崩溃,呼吸困难,晕了过去。所以(蒋艳丽夫妇及郭威)暂时退出了这次诉讼。”周兆成说,未来,蒋艳丽夫妇及其亲生子郭威可能另行起诉。

  据周兆成介绍,今年7月23日,两起案件的原告向开封市鼓楼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,与此同时多次向淮河医院释放和解信号,“但医院的回应并不积极”。

  9月9日,鼓楼区法院召开了两起案件的庭前会议,原告再次表示愿意庭前调解。周兆成说,被告代理律师表示要征求医院领导意见,“昨天(9月9日)晚上从法院离开到现在,(还)没收到被告的回应。”

  从庭前会议起,姚策诉淮河医院案的原被告双方就对两个问题有所争议:一是28年前姚策在淮河医院出生时,医院的诊治方案等是否存在过错;二是姚策罹患乙肝并最终发展为肝癌,与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。

  对于第一个问题,周兆成从一份开封市卫健委向鼓楼区法院出具的文件中发现,早在1988年,开封市已对乙肝免疫做出严格要求,从1992年开始,各县县城新生儿接种率要达到85%,建卡率要达到100%。“从这个意义上讲,淮河医院根本没有理由不对新生儿进行乙肝防护。”

  对此,被告淮河医院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相关证据,并表示淮河医院为河南省管医院,开封市的文件对其不具有约束力;而且当年的政策是逐步推进的,姚策出生时要求的推广率并非100%。

  至于姚策患病与淮河医院错抱孩子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,被告当庭否认。淮河医院代理律师说,杜新枝产前患有严重的乙肝,姚策在母亲子宫内就感染了乙肝病毒,而且1992年时乙肝阻断技术并不成熟,即使姚策出生时注射了乙肝疫苗也无济于事。所以姚策出生后是否被错抱、是否接种了乙肝疫苗并不影响其日后罹患乙肝的结果。

  对此,原告提交了杜新枝长女未患乙肝的证明、杜新枝怀姚策时的B超检验单。前者试图证明乙肝患者的子女未必同样患有乙肝,后者试图证明姚策出生前十分健康。

  尽管姚策的养父母退出了本次诉讼,但11日上午的庭审中,二人仍以证人身份出庭。姚策养母蒋艳丽身穿黑衣、戴着口罩,当庭表示自己在淮河医院生产时,院方未告知新生儿需注射乙肝疫苗;大约两年后,姚策被确诊为乙肝。

  9月11日上午,姚策养母蒋艳丽从江西赶到了庭审现场。新京报记者 张惠兰 摄

  此外,原告还请杜新枝的弟弟、在驻马店防疫站工作的杜某出庭作证。杜某表示,虽然1992年时乙肝免疫尚未联合使用免疫球蛋白,但针对母婴垂直传播,单独注射乙肝疫苗的阻断率在87.8%,并不像淮河医院所说的没有效果。

  在姚策患病的因果关系问题上,法官在庭审中表示,被告淮河医院曾向合议庭申请鉴定。但案件牵涉的医疗专业问题众多,合议庭将在休庭后对双方作出回应。

  对此,周兆成表示,原告已向法院建议驳回相关鉴定申请。原因在于淮河医院管理混乱,杜新枝当年在医院生产、住院时的不少病历材料和重要数据缺失,这最终可能导致鉴定难以进行。此外,姚策病情严重,难以等待漫长的鉴定程序,所以希望淮河医院尽快给予赔偿。

 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早在姚策等人起诉前的7月12日,杜新枝、蒋艳丽两家曾共同致信开封市卫健委及河南大学联合调查组,要求尽快公布错抱事件的调查结果。周兆成说,调查组成立后曾对媒体表示“调查不会没有结果”,但截至目前,两家人尚未收到调查结论。

  9月11日上午,开封市卫健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调查组已将收集到的所有材料移交鼓楼区法院,“案子已经由法院受理了,我们不可能重复受理。”

  在姚策、郭希宽、杜新枝诉淮河医院精神损害赔偿案中,郭希宽、杜新枝及两名代理律师坐上了原告席,姚策本人因在上海接受治疗,未到庭。被告席上仅有两名律师,淮河医院的医生、领导等未出庭。

  原告认为,对于当年在淮河医院生产的杜新枝,医院负有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,应确保产妇所生之子女处于产妇及亲属的监护之下。但淮河医院医护人员存在重大过失,使杜新枝之子姚策脱离监护,并导致杜新枝一家三口骨肉分离。为此,淮河医院应承担责任,进行精神损害赔偿。

  对此,淮河医院的代理律师承认错抱事实确实是在院内发生,但未明确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。

  在精神损害应赔偿数额的问题上,原告律师提出,错抱一事不仅给原告的亲权、监护权、亲属权造成损害,还造成姚策最终罹患肝癌,使得他们刚一相认就可能面临再次分离的痛苦,“精神损害程度超出了我们了解到的所有案例”。因此,赔偿每人60万元“远远不够抚平(给原告)带来的精神损害”。

  2020年4月30日,在江西九江的一家酒店内,姚策与生母杜新枝第一次见面。新京报记者 雷燕超 摄

 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原告律师提到杜新枝夫妇未来可能老无所养时,原告席上的杜新枝小声啜泣起来。而在法庭辩论环节,郭希宽突然举手示意称“我有话说”,之后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,哭着要求被告查明当年错抱孩子的真相,“给个说法,为什么会抱错?给我们公开道歉!”

  上午10时30分左右,法官宣布精神损害赔偿案休庭,但并未宣判。休庭前,原告律师再次向被告律师提出调解意向。但被告律师表示淮河医院未对此事授权,“要回去核实一下。”

  5个多小时的庭审中,两起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姚策并未出现。姚策的妻子熊菲说,庭审前两天的9月9日,姚策刚在上海进行了一台手术。

  今年2月,28岁的姚策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伴有门静脉癌栓。确诊后,他先在南昌接受了靶向加免疫的保守药物治疗,后转院到上海,接受更为积极的放射性治疗。折腾了半年多,身高1.75米的姚策从150斤瘦到了120斤,衣服都大了。“虽然我很想到现场参加庭审,但身体实在不允许。”姚策说。

  8月中旬再次到上海放疗后,医生发现姚策的门静脉癌栓有所控制,但肝上的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和骨头。此外,医生发现姚策体内的一些病灶活性很强,并为此安排了9月9日的介入手术。熊菲说,介入手术就是把药打到血管里,“把有癌细胞的血管堵住,饿死或杀死癌细胞。”手术结束后,姚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,疼出了一身汗。

  姚策在上海治疗期间,独生子留在了九江,由岳父母照顾,他的亲生父母郭希宽、杜新枝承担起了照顾姚策的重任。老两口从河南驻马店坐高铁赶到上海,和儿子儿媳在医院附近的老旧居民楼里租了一套单元房,一室一厅,不到40平方米,月租金5500元。

  因为肝癌,姚策不能吃海鲜和鸡肉,杜新枝就经常给他买鸭肉以及补气的山药、芋头等。上海菜价高,杜新枝就和老伴趁着晚间菜场打折时出门采购。

  杜新枝还把驻马店家中的豆浆机和电饼铛带到了上海。豆浆机不仅可以打豆浆,还能榨果汁,可以换着样地为姚策补充营养。电饼铛可以做烧饼、煎包,以免姚策总吃米饭。 “天天忙得都把我自己的病给忘了。”杜新枝说。

  与姚策一样,57岁的杜新枝也患有肝癌。今年3月,她在河南郑州的医院被确诊为肝癌中期并切除了一部分肝,直到现在,还要定期到医院复查。

  在儿子儿媳面前,她看起来总是轻松开朗,照常洗衣做饭,可到了晚上,她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“天天想的都是怎么孩子不是自己的?怎么亲生孩子又有病?他以后怎么办?”

  在临近晚年时,杜新枝突然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:既怕失去亲生儿子,又怕失去相处28年的养子的感情,“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  为了分享对疾病的认知和自己的治疗进展,从5月初开始,在上海接受治疗的姚策在网络平台上开了直播。“我想给面对各种生活压力的朋友们打打气,其实生命的烦扰并不像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么多。”姚策说。

  但6场直播后,他因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开播。此后,他会不定期发布短视频,与网友交流互动。

  5月中旬时,一名同样罹患肝癌的20岁女孩与姚策取得联系。姚策说,对方因为治疗,掉了一些头发。姚策看了心疼,便安慰女孩,“也算彼此相互鼓励”。

  也有不少人给姚策发来鼓励信,其中一封题为《一位最想祝愿的陌生人》,是一名高中女孩所写。女孩称,了解到姚策被错抱28年,并身患肝癌的经理后,内心五味杂陈。“我犹豫了好久才决定加他微信,希望可以给他带来帮助。”

  女孩说,最让她难忘的,是姚策发布的一段关于家庭的视频。视频中,姚策和妻子领着孩子,戴着自己送的旺仔口罩。“我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我的礼物,也给我带来了力量。”

  与彻夜难免的杜新枝一样,姚策也经常失眠,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,也因为要反复思考两家人今后怎么办。“我会坐在床上,从看着窗外的月亮到看着窗外太阳升起。”

  对于与亲生父母的相处,姚策说,那是一个从陌生到融洽的过程,迟到28年的亲情渐渐升温。在上海治疗期间,郭希宽、杜新枝夫妇一直陪在他的身边,“爸妈在医院照顾我,帮我削水果,帮我倒水,都是没齿难忘的。”

  治疗之余,一家人还去了抗战纪念馆、野生动物园等地游玩。因为身体状况特殊,姚策不能剧烈运动,即便步行,每天也不能超过8000步。但到抗战纪念馆的那次,他一天走了一万多步,“晚上全身疼”。

  2020年5月2日,郭希宽曾在庐山为姚策挂上平安锁。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

  而对于养育自己28年的蒋艳丽,姚策说那也是他的爸妈。不管以后是两个家庭合并,还是自己到河南、河南的兄弟到江西,他都会一直照顾养父养母,也感谢养父养母对自己的不离不弃。“无论如何,无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,28年的养育之情不可替代。”

  姚策的另一重担心是钱。他说现在服用的靶向药每盒16800元,一盒能吃10天;免疫药物注射液每21天打一次,一次19800元;加上辅助药物、检查、抽血、治疗等费用,截至目前,已花费约70万元。“这里面有两家人多年的积蓄,有我自己卖掉的一辆车,还有部分爱心人士的捐款。”

  熊菲说,姚策现在接受的治疗都是在为肝移植做准备。她之前听专家说过,如果姚策的身体符合做肝移植手术的条件了,从做手术到出院还要大约120万。

  “我们不知道官司要打多久,所以一直希望能与医院和解。姚策看病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,所以哪怕精神损失费不要,只要(淮河医院)包给我孩子看病就行。”杜新枝说。

  熊菲和姚策也没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办。“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,如果将来能做(肝移植)手术,只能卖房子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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